男子希望女作家帮助他学英语,如今的牯岭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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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5年,美国作家艾玛·拉金第一次到缅甸,她发现无论去哪里,都能看到人们在阅读。在她所住的旅馆外,经常看到三轮车夫躺在三轮车破旧的椅垫上,读着杂志或书籍。有时候,还会看到三个人弓着背看同一本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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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的封面、字体,也是各人有其特有别扭。旧书摊多素朴、黄旧书面,甚得我这种不真读书只看热闹之人的深心。“开明”朴素一径,“世界”有“战时”、“物力维艰”之寒伧尘渍之感。自印书籍,不乏虽朴素却出色者,孙养侬《谈余叔岩》小册,落落大方。杜若《同是天涯沦落人》,白底红字,只录作者及书名,不着其他字,简净明雅。唯一缺憾是封面沾一层亮光PVC。龚德柏《戏剧与历史》,绿黄封面上几个毛笔字,一望即是老人的书,内文全以小楷手抄,亦旧摊绝佳的撑持书架良物。台制厂印行、翟国瑾译自英国Paul
Rotha的《怎样制作纪录片》,薄薄六十多页,嵌入架上看不到,平放庄严自立。大凡公家出版物皆能做到不故作突兀一点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远景一出,五彩封面及肆意设计开领风骚,接着尔雅、九歌、洪范等花色图面跟进,整个书肆已然眼花缭乱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牯岭街书摊被迁至光华桥下,从此台北的旧书文化,算是换成另一纪元。那些沉静长墙后的住户,有不少很感念书摊之设使多年来小偷之行鲜有发生,拆迁之初,颇担忧门墙自此少人把守。如今的牯岭街,旧书店仍有几家,街头景象仍称清幽,只是整条街的予人印象大约旧书业反不如纸扎店来得鲜明。近年来新书店如金石堂、时报广场等开创亦好几年,据说经营得极有条理,然我窃想,在那里大概买不到《大戏考》、买不到各地同乡会自印的方志、买不到古亭书屋的影印旧籍。买不到于海洲的《发财学》、买不到太极拳研究会出的拳理、买不到《警察大辞典》、买不到张次溪李家瑞齐如山的书、买不到虽是翻印仍旧线装的木刻字体《玉房秘诀》,甚至连张起钧的《烹调原理》都未必可以买到。如今,已渐无旧书“摊”,只有旧书“叠”了。店小,摊不开,只能一落落叠起。大约再过不久,书也无法“旧”了;旧典古籍早已卖完榨光了,再收不进了。将来的旧书,可能只是五年八年老的用过之书及一些杂志、教科书罢了。真正的古旧典籍或会被新型书店的“罕书部”所搜购去,再高价待沽。要不就是早被私人图书馆或财团法人基金会搜去成为专门典藏。不出十年,光华商场应可成为折价新书、春宫书、漫画、有声出版物、有像出版物、电玩软件等供下阶消费之集中场。那时,若还能有一二家真具模样的旧书店,势必也会开在某一独立的地点,不在牯岭街了。读书人,事实上,多在书房或图书馆;游荡者如我,才在书肆。又买书者,进店买书便是,新店旧店皆进;唯翻览者如我,才徜徉不舍,并且选上旧书摊。何也?乃唯有旧书摊得有新书店、图书馆、自家书房所没有的那份老日子民间游艺之至乐也。

有个老妇人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房子和一切东西,她告诉拉金,她最思念的是她的藏书。她提到一本狄更斯的小说,作家形容道,“仿佛在喃喃自语久违的情人名字:‘《远大前程》’”。这让我思绪翻滚,想起自己年少时沉迷在狄更斯的小说里,那是些转换多次后书页已掉落没头没尾的书啊!以后在大学,重新阅读经典,才把失落的书名给补上。我们的外国文学课老师王智量先生是翻译家,他也授课英语高级班,用的教材便是《远大前程》,我去旁听过一次课,大量的英语生词让我知难而退了。

本期单读音频,许知远和我们分享了美国作家艾玛·拉金的游记《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》。这本于
2003
年出版的个人游记,杂以英国作家奥威尔的缅甸经历,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缅甸社会的一角。本期音乐《
Beyond Rangoon 》出自同名电影,由电影配乐大师Hans Zimmer作曲。Rangoon
为仰光(Yangon )英文旧称。

“你读过查尔斯·狄更斯吗?”“莫泊桑呢?”“西德尼·谢尔登?”“罗伯特·路易斯·斯蒂文森?”在茶馆,坐在拉金身边的缅甸男子一叠声地问道,可对于美国人,这都是多少年前读过的书。“告诉我,《化身博士》讲了些什么?”美国作家很为难,这本书她读过太长时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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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另一名男子,试图用艾米莉·勃朗特小说《呼啸山庄》场景与美国人搭讪,男子希望女作家帮助他学英语,并提议就像书中的小凯瑟琳曾经教过哈里顿那样,答对一个问题就得一个吻,见女作家疑惑的神情,他告诉她去核对出处,“企鹅版,第338页。”

单读音频 Vol.85 在仰光读奥威尔

这景象很像中国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。一名在复旦读国际金融的女生告诉我,她在外语学院附中读书时,周末常去外滩一带,追着老外练外语。她读英语原版小说,能背诵《简爱》的段落,崇拜美国作家薇拉·凯瑟,熟读她的小说《My
Antonia》(我的安东尼娅),这本书是一位芬兰朋友送她的旧书,女生去美国留学前又转送给我。这本书转手了好几次,很多书页有不同笔迹的英语句子,是一些读者留下的心得和感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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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子希望女作家帮助他学英语,如今的牯岭街。艾玛·拉金的非虚构作品《在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》成了我们缅甸行的人文指南。书中对于缅甸人热衷读书的描写,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,也颠覆了对于缅甸的想象。有个叫埃敏的缅甸人,从20岁开始就隐退于父母留下的两层木屋里,专心读书。40年来,他在二手店寻书,光是英语原版书就超过1000册。埃敏把他的书都存放在行李箱里,每一本书都用塑料袋仔细包好,以防热带潮湿的气候下白蚁和霉菌的侵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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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我们进入大学后就开始订阅的《外国文艺》《世界文学》杂志,也许对西方文学,比普通的西方人还了解,至少,热情程度更高。他们来到中国遇到我们,也有过为难的片刻。那时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刚刚涌入国内,便热衷于和西方旅人聊意识流小说比如海明威的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》,或者黑色幽默约瑟夫·海勒的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诸如此类,这些书我们刚刚读过,可对于他们是久远前的阅读。当我们用某本书的细节来启开关于现代派小说的讨论时,他们可能会尴尬,也许这是他们高中时读过眼前已经模糊的书,无法用等同的清晰表述来回应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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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电影》和《外国戏剧》杂志,每一期都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剧本和获奖戏剧剧本翻译进来。当我们和老外聊起电影史上脍炙人口的电影时,他们难以置信我们刚从封闭的年代过来。记得有个在大学读戏剧博士的上了年纪的荷兰女子(她是等儿女们成年后才去读学位的),因我们几乎和她同步的戏剧知识,而泪湿蓝色双眸,她被我们如此饥渴的读书状态深深触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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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仰光的第一个白天,我们从酒店出来,才走了一个街口,便来到潘索丹大街,这不正是拉金在书中提到的“书店街”吗?原来,缅甸有很高的识字率,全拜这个国家的佛教寺庙保有浓厚的教育传统,经过几代殖民和印刷术的引进,在英国治下,阅读是广为流传的休闲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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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在军政府时代,大学因学潮经常被关闭校园,停停开开,有些学生历经六七年都无法从学校毕业。在这条街,在密集的书店和书摊,人们可以找到获得知识的途径,因此缅甸人把潘索丹大街称为“街边大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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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条街就在苏雷塔附近,穿过仰光市中心,有高架桥进出口,是一条交通繁忙的街。我们站在街牌下拍照留念,阳光耀眼行人如织,心情也变得雀跃。可是,站在街口四顾张望,潘索丹大街已经不是拉金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的景象:“书店鳞次栉比,卖书和杂志的摊铺几乎铺满每一寸人行道,触目可及的都是书,成堆地摊在地上或临时木架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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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沿街走了十几米,一眼瞥见对马路的书店。就像觅宝一样,等不及走回交通灯下,便朝马路对面冲去,那是种什么心情呢?就像一样好东西失而复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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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店不大,有三五顾客,缅文英文都有,楼梯口两边的墙上,像贴照片一样,将书封面富于装饰感地排放在大镜框里,却都是英文书籍;另有镜框贴着英文版《读者文摘》杂志封面;《奥巴马传》和英语版的《商业周刊》被放在醒目的位置。受英国殖民文化影响,缅甸部分人群精通英语。但显然,英语书比缅文书昂贵得多。

《在缅甸寻找乔治·欧威尔》

由于在仰光只待一天要赶好几个地方,我们匆匆离开,虽然又看到几家书店,也只能略过。

作者: [美]艾玛·拉金

这晚因朋友生日,我们去了仰光有名的时尚餐馆Tea
House,吃了一顿在缅甸旅途最昂贵的晚餐,然后发现,这家餐馆就在潘索丹大街。想想就明白,为何这条街的书店在减少。现在的缅甸正走向开放,随着投资商们的进入,市中心的租金也水涨船高,书店从来不是利润丰厚的买卖,只能从高租金街区搬走。

译者: 黄煜文

不过,十天后我们结束旅程回到仰光,在酒店附近一条小街,见到了绵延整条街的书摊,就像“街边大学”搬到了这里。这条街的两边人行道上,书摊紧密相连,有几百米长,放书的木板下垫着色彩鲜艳的塑料小凳子,顶上有蓝色为主间隔一两块红色的篷布,色彩悦目。不少摊位,书和杂志堆得老高,快要碰到顶上的篷布。

出版社:卫城出版社

书摊上多是二手书,杂志占了不小比例,缅文英文都有。在书摊里面一侧,还隐匿着一些小书店。其中有间书亭,亭子上方贴有一条招牌,用英语写着

出版年: 2012-3-9

Myanmar Writers
Association(缅甸作家协会)。看书亭挂出的书,有些封面的书名是双语,英文下面一行是缅文,也有书名只写缅文的儿童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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